跳廣場舞的“中國大媽”被那些飽受噪音傷害的人報複的事件已經發生了很多起了。現在，從被放藏獒咬，被潑糞，升級到了她們被鋼珠槍“槍擊”。
一百多年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也有個類似的舉動。他曾經飽受一個女鄰居噪音的傷害，結果控制不住把她推下了樓。
為什麼會發生這類事情——我的意思是，為什麼那些喜歡制造噪音的人們，不願意從心裏面去體驗一下噪音對於別人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殺傷力呢?他們是如何失去這種對他人痛苦的感受能力的?
我想起了一年前在中山大學珠海校區門外非常簡陋的大排檔裏所吃過的一頓飯。那是在有陌生人存在的空間中，我吃得最輕松，同時也最愉快的一頓飯了。
大排檔在一個飲食區裏。這個飲食區賣燒烤、炒飯、炒粉等吃的東西，價格便宜，當然，看上去也不衛生。如果沒有中山大學的學生出現，這是一個比城中村還要“低端”得多的社會底層聚集區域。
我要了一碗5元錢的炒粉。老板是一個中年婦女，面容蒼老憔悴，但帶著友善的微笑。食客中，一個年紀應不到30歲的婦女，帶著她的小女孩，一邊吃一邊和老板說話，並不時友好地看我一眼。此外，還有一個中年男人，一個約十二三歲的男孩。
在那種氛圍中，我強烈地感覺到一種徹底的放松，自然。這是在一個熟人社區才有的體驗，比如在過去的農村和國企的家屬區裏。
但對於我而言，他們都是陌生人。在一個陌生人社會裏，我們在精神上、心理上，激起的“本能”反應就是緊張，有著心理防禦，因為陌生人的存在，或多或少總是意味著不確定的風險。雖然情況遠沒有法國哲學家薩特所說的“他人就是地獄”那麼誇張，但一個陌生人的存在，對於我們來說總是一種威脅。
而只要對外界有著心理防禦，對於我們的精神、心理來說，總是一種殺傷，換言之，我們是在以殺傷自己的方式來在心理上保護自己。在後來，我明白了我為什麼如此輕松愉快，是因為雖然大家是陌生人，但他們是以最自然的方式，換言之，是以社會底層在其生活環境中所具有的那種人性本能來對外界作出反應。我無需防禦這種人性本能，而解除了心理防禦，我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安全感。
但社會底層的生活環境，固然可以讓他們比中上層更自然、更真實，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固定的心理模式：很可能體驗不到自己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心理後果。很多人在大街上隨地亂丟垃圾，在住的地方制造噪音，就是如此。
並不僅僅是社會底層這樣。我們處在一個陌生人社會裏，尤其是各階層、各群體之間的關系還比較緊張;另外，各個階層、群體所處的利益地位，多多少少和剝奪、被剝奪有關，也不太有利於健全的人性。那意味著，很多人對外界的心理防禦更強，對自己的精神、心理來說更具殺傷力，更沒有安全感。
結果就是，搞得好像很多人對外界總有莫名其妙的恨。這種恨，總需要一個發泄對象。
一些人在內心深處，就要阻止自己去體驗他人的痛苦，甚至會合理化自己行為對他人的傷害。久而久之，他們成功地扼殺了基於人性而對他人痛苦的感受、“共情”能力，在意識上退回到了童年，真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傷害了。有個大媽在跳廣場舞被指擾民時，竟然回應稱被噪音傷害的人為什麼不早起。
素質、道德問題的背後，其實就是心理問題;而心理問題的背後，當然又是社會問題。但“社會”從來就不是推卸責任的借口。一個傷害了別人卻裝得毫無所知，甚至振振有詞的人，一定已經先對自己的人性下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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